晋，契丹主颇然之，然
后契丹就来打了。
944年、945年，后晋与契丹两次交战，契丹均未得手。
946年，契丹第三次南下，后晋重臣杜重威、李守贞和张彦泽等人率军向契丹投降，后晋丧失主力。
947年正月，契丹军直逼开封，“百官遥辞晋主于城北，乃易素服纱帽，迎契丹主，伏路侧请罪”。
石重贵全家被俘虏到契丹，后晋灭亡。
也就是说，此时契丹其实已经把汴梁和中原打了下来，比靖康之变早了180年。
耶律德光进入开封时曾说：“我亦人也，汝曹勿惧！会当使汝曹苏息。”
可见本来已经打算要做中原之主了。
只是契丹自己的统治术不过关，在中原“纵胡骑四出，以牧马为名，分番剽掠，谓之“打草谷””，结果激起大规模的起义。
辽主曰：“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！”，这才逐渐撤回北方。
很多人都说，赵匡胤这么雄才大略之人，怎么会想出守内虚外、重文轻武这样自废武德的馊主意。
这就不难解释了，因为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，已经威胁的不止是皇权了，而是中原王朝本身的生存，如果不是契丹自身有些问题，中国说不定就跑步进入辽朝了。
特别是如果把唐、五代、宋看作一个整体，就可以发现，之后历代王朝各种颇为人诟病的缺点，往往其实出于吸取前朝历史教训的初衷。
比如说，宋朝禁军坑，这事大家都知道，明太祖怎么能不知道。
卫所制的设立，其构想就给人一种是不是想复兴李世民的无敌铁骑的印象。
结果用过了才知道，支撑军户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，军户纷纷逃亡，最后还是要回到募兵。
石重贵停止对契丹称臣时，李崧劝曰：“屈身以为社稷，何耻之有！陛下如此，他日必躬擐甲胄，与契丹战，于时悔无益矣。”
这句话既然上了《资治通鉴》，宋主肯定是听进去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嘛，结果宋朝倒是够能忍，忍大金一直忍到蒙古人打过来。
宋朝的历史教训又有人说了，都是投降派坏了事，要不是屈膝投降早恢复中原了，皇位上放头猪都比投降派强，这种论调明臣更不可能不知道。
于是明朝就来了个打死不议和不和亲不纳贡。
大明外交太僵化，饥民遍野了还多线作战，上上下下无一人敢承担议和就是罪人的骂名和压力。
当然也是因为宋朝做得太过了。
归根结底，那就是清谈误国。
此后可以发现一个特点，就是中原王朝开始如同着了魔一般，不断地对前朝政策矫枉过正，自身纠错能力似乎开始减弱了。
而无论哪种新制度和政策都难以再做到把国家统一、政局稳定、军事强大和技术先进较为完美的结合起来。
“韦爱卿，朕觉得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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