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是机灵的，已经看出努尔哈赤有与这家辽南新冒出来的商号合作的意图了。

　　鲍承先瞪了宁完我一眼，暗恨这厮好会马屁拍的太过露骨，只会顺着大汗的意思说。

　　但是鲍承先也找不到特别不合适与辽南商贾合作的理由，只得道：“大汗，以前没有和这家辽南商贾接触过，最好还是慎重吧。”

　　努尔哈赤点头道：“鲍承先的话也没有错，的确应当慎重，收货的时候看仔细！而且，让海州、盖州、耀州、复州底下的关卡都查严一些！只能收货之后，才给他们人，决不允许我们地界的汉民再私下往外逃！这个韦宝，你们要设法弄清楚他的底细，若是真敢与我们做生意，我看倒不像是明廷的人，倒像是对明廷有什么不满，看看能否拉过来，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，辽东本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这么灵透的人了。我大金本不想与大明为敌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！”

　　众谋臣纷纷附和，都大骂明廷如何如何卑鄙。

　　就这样，金国与天地会合作的事，基本上算是定下来了，努尔哈赤即刻让人传信于浑塔和达尔岱。

　　大明末年，外有后金寇边之患、内有农民军起义之患，长期的连连战事使得大明朝庭内外交困，顾此失彼。

　　其实，明廷财政困难，后金又何尝不是？

　　原本的历史中，在努尔哈赤死后，皇太极上台后，后金多次向大明表明议和的意愿，然而大明朝虽有对后金议和的需要但却讳莫极深，谁也不敢轻言议和。

　　袁崇焕被处死的其中一大罪状就是与后金私自议和，后陈新甲也是因对议和保密不慎而被杀，大明朝对议和如此忌讳的症结何在？

　　首先，因为在大明的历史上没有惯例。

　　与之前有外族边患的王朝相比，汉朝在建国之初就有白登之围，后就有了长期和亲政策；大唐建国之初，李渊父子也曾向突厥称臣纳贡多年；北宋开国三十余年就有了澶渊之盟，向辽输送岁币的惯例。

　　而大明自建国之初，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很强势，经一百年的胡元统治，汉人的性格也整体变得内敛含蓄起来，不像汉唐时期那样张扬奔放，也不像魏晋时期的那样潇洒飘逸，对外族不屈服已经刻印到国民的骨子里去了，所以即便明中期有土木堡之变、英宗被俘，但是大明朝却丝毫无产生动摇屈服之念，对抗到底成了下意识地选择，“不和亲、不议和”成了大明不成文的国策。

　　这也是大明风骨最吸引人的地方。

　　所以到了明后期，后金连连向辽东发起攻势，大明也没有动过议和的念头，反而是后金主动提出议和的意愿。

　　如果大明在开国之初有过跟外族议和的先例，那么明末谈议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阻力。

　　不光是面子上的问题，利益上，大明也无法接受议和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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