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人很难在长期的政治内斗中得以善终。

　　朱允炆和朱棣均以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自居，在对洪武制度的尊奉上，几无二致。

　　后代皇帝亦不待言。

　　明代士大夫亦对朱元璋和洪武制度绝对认同，即使那些并不合理的部分也不例外。

　　直至明亡，遗民才发出些许质疑声音。

　　因此我们可将洪武制度视为“一元”。

　　这“一元”带有浓烈的朱元璋个人特色，它在获秉了“祖宗之法”无上地位后，也同时拥有两大特质，即不甚合理、持续调整。

　　“祖宗之法”在“持续调整”的过程中，已经只是“形式继承”了。

　　同时，这个“持续调整”的过程，在洪武年间即已开始。

　　甚至于，作为制度总则的《皇明祖训》，也经历了从《祖训录》到《皇明祖训》的曲折变化。

　　朱元璋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，口含天宪，乾纲独断，创设了洪武制度。

　　这些制度反映了朱元璋本人的治国理念，却未必符合合理施政的需要，未必尽符合后来嗣君的统治。

　　朱元璋废丞相，实现他个人集中权力的愿望，却不能一个人负其繁重的政务，于是只能设立四辅官、大学士，以分担皇帝责任，而非权力，到后代终于演化为内阁制，实现了对丞相制度的部分回转。

　　朱元璋仿唐制，设卫所、军户，原意在确立军户、军屯制度，向府兵制回归。

　　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卫所制破坏，征兵制衰落，募兵制成为实际上的明朝兵制。

　　朱元璋将元朝粗朴的户籍分类制度严格化、规范化，增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，实现“一国之家长统治”的朱氏理想社会秩序。

　　不过明中期后，白银货币化、农产品商品化、国际贸易兴盛等新因素，使土地制度、人身依附关系都产生巨变，朱元璋设计的理想社会秩序，遂难以为继。

　　朱元璋在刑法上以猛治国，意图用重典求治，在他的继承人那里也不再继续推行。

　　而朱元璋自以为得计的宗藩制度，在他身后很快遭到完全破坏和全面修正，藩王不再享有护卫，经济待遇，人身自由亦遭遇极大限制。

　　《宗藩条例》不断修正，明末宗藩几乎可以入仕，洪武分封制已名存实亡。

　　故而，洪武制度虽然以《祖训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“一元”，但其由于本身多有不合理之处，以及时代推移，洪武制度本身经历了不停的调整和变迁，以至于面目全非、名存实亡。

　　洪武制度虽属“一元”，却蕴藏着丰富的取向，这是“多元”。从“一元”到“多元”，是洪武制度后续命运的突破口。

　　对洪武制度、尤其是《皇明祖训》名义和形式上的遵从和维持，保护了它的“一元”地位，维持了它的核心精神和宗旨的延续，绝不能因为“面目全非”和“名存实亡”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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